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著，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俄罗斯思想文库”
如果说19世纪末是俄国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诞生岁月，那么，1909年3月在俄国出版的这本《路标集》就标志着俄国知识阶层裂变的开始。在经历了1905年的革命后，俄国知识阶层对自身的救世情结和革命情结产生了质疑。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在这场并不完全成功的革命之后，实际上，知识分子的英雄时期已经结束。”（见别氏著《自我认知》）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思想家开始自觉地反思俄国知识阶层与真理、知识阶层与革命、知识阶层的法律观和伦理观等一系列既关乎知识阶层自身命运也关乎俄国社会命运的重大问题。《路标集》作为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正是理解俄罗斯宗教哲学在20世纪的复兴、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特别是日后流亡的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当然，《路标集》对俄国知识阶层的批判及其所提出的新路向在该书出版之时就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路标集》在半年内四次再版，而其它形形色色的“路标”也随之而出，有以立宪民主党的米留可夫等人所著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也有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争论的《路标转换》文集。革命伦理和自由伦理之争，人民话语与个体言说之争，由此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展开。
《路标集》这样一本重要著作被引介到中国来，本该使我们对俄罗斯思想史的深入理解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反思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这个中文译本的质量却使得这种作用打了一点折扣。且不说读者一眼可知、尚可原谅的那些植字之误（如第117页的“德国法学家”误为“德国法字家”；第173页的“卢梭”误为“卢棱”）和前后不一（如第58页注释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译法与全文常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法），也不说那些让读者感到十分别扭、但尚可猜想的译名之误（如第45页把卡莱尔的《论英雄和英雄崇拜》译为卡尔列里的《英雄与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第50页把“马拉”译为“马拉东”），但读者无论多么聪明，都很难弄明白俄国知识阶层的“卫生”和庸俗的“性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在思想上与革命性交织在一起的？（第160页。实际上，所谓的“卫生”应该译为“萨宁分子”。《萨宁》是俄国作家阿尔齐巴舍夫在1907年出版的一本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所谓萨宁分子是指那些在革命之后主张反道德主义、追求性解放、厌弃社会理想的人。）而读者无论多么博学，恐怕都难以想起一本由奥斯卡尔·维特所著的《社会主义和人的灵魂》（第181页。作者应为“王尔德”）。读者无论多么富于想象，也无法设想“皮萨列夫反对美学的暴动”是怎么一回事。（第162页。实际上，应该译为“激烈地反对审美的皮萨列夫主义者”。）
译者有时表现出一种诚实得让人难受的态度，即向读者坦然地表明他只懂得一门外语，即俄语（由于在全书既无任何译者说明，也无翻译所据的版本说明，我们只能妄断译者依据的是俄文本；如果判断有误，还望译者指正），他也只负责翻译俄文；而在该书中出现的几乎所有俄文之外的外文词组或短句都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学问渊博或勤查字典的读者们。而另一些时候，译者似乎又表现出某种知识的傲慢，既然他自己似乎已经懂得了什么叫做“那种无原则的‘霍屯督人’的道德”（第186页），就没有必要对我们无知的读者去解释一下那个神秘莫测的“霍屯督人”。此外，该译本在书名和文题上的翻译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把《路标集》更译为《路标》可能既显简洁，也可避免某种误解。又如，将译者所译的“哲学的真理与知识阶层的现实”改译为“哲学的真理与知识阶层的真理”，也许会更贴近别尔嘉耶夫的本意。（别氏文章的主题不是要说俄国知识阶层的现实与哲学真理的相对，而是要批判俄国知识阶层所持的某种狭隘的、实用的真理观。）
译事之难，人所共知。我们既然有勇气去承担此项工作，尤其是像《路标》这样重要著作的翻译，就理应以更虔敬的态度去对待它，否则，我们不仅要象译者一样惊呼“哪里有我们的《法律魂》”（第119页。译者将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自译为《法律魂》），而且，也会对译者笔下的俄罗斯精神发生一点儿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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